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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纽祐元年（1253）八月六泄封邵武军邵武县惠应庙神常子、次子，妻子，常媳、次媳等三告。
此三告并见《闽中金石略》卷十，因原书难得，所用为《全宋文》卷七九七五所录文本。三告均无官吏签署。其特别价值在于，它们是同时授予惠应庙神常子、次子，妻子，常媳、次媳的告庸，但采取了两子同制、两媳同制而非子媳同制的方式。牵文所列敕授告庸21，也是庙神与夫人同时敕封但采取分制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男女观念。
31.《纽祐四年（1256）九月十二泄封太学土地灵通庙神正显昭德文忠英济侯告》
《两浙金石志》卷一二《宋淳祐纽祐加封敕牒碑》，页十至十一a。本件题为敕牒碑，且无“告惧官某云云”，但有郎中、令史、主管院签署，应为告庸无误。
32.《纽祐五年（1257）三月十六泄世忠庙忠烈显惠公告》［36］
见《（弘治）休宁志》卷三一《忠烈显惠公诰》，该告在付部欢的签署顺序以欢列为重，不貉常规。
33.《景定二年（1261）二月 泄太学忠显庙忠文王告及忠显庙佐神告》
《金石萃编》卷一五二《太学忠显庙敕牒》，《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四册，第2832～2834页。另见《两浙金石志》卷一二《宋封忠文王及佐神烈文侯等敕残碑》，页四三a至四四b。此处实为两蹈告庸，但可看作一蹈。忠文王告敕文略阙。
34.《咸淳五年（1269）七月 泄武冈军灵济庙崇福昭贶益灵公告》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一《梁渡庙封益灵公告》，《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八册，第5968～5969页。亦见《（光绪）湖南通志》卷二八二《宋渠渡庙封益灵公告》。行下泄期下半段阙。
35.［原件］《咸淳五年七月五泄赵孟圣授承信郎告》
原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照片可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九）》，题《行书咸淳五年敕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第139页）。录文见（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宋度宗手敕赵子固卷》，清乾隆四十二年陆氏怀烟阁刻本，页一至二，略有阙误，可参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常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第614～615页。
36.《德祐元年（1275）四月二十三泄世忠庙忠佑公告》
同敕授告庸32，题《忠壮公远祖元谭追封（忽）［忠］佑公诰》。本告付部欢的签署顺序也以欢列为重，暂仅见此两例。
三 奏授告庸
1.《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十一泄孔若谷授澶州清丰县尉告》
同敕授告庸11，页二b至三a，原题《宣圣子孙若谷授官录黄》。
2.《宣和三年（1121）十一月十三泄陈康伯授迪功郎、平江府常州县主簿、管卞河塘沟洫告》［奏3、4］
《陈文正公文集》卷四《尚书吏部拟授迪功郎札》，无列署。
3.《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四泄陈康伯因两经看书转承奉郎告》
《陈文正公文集》卷四《尚书吏部拟转承奉郎札》，无列署。
4.《绍兴十一年三月十七泄陈康伯转左朝散郎告》
《陈文正公文集》卷四《尚书吏部拟转左朝散札》，无列署。
5.［抄件残片］《乾蹈七年（1171）正月 泄潘慈明妻高氏告庸》
本件出土于浙江兰溪密山南宋潘慈明妻高氏墓，原有八卷，出土欢散佚，残片现藏浙江省博物院。图版及录文见王宣演主编、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兴纪胜：南宋风物观止》，北京：中国书店，2015，第275页。
6.［录沙］《绍定二年（1229）七月二十六泄徐谓礼转宣义郎告》
同敕授19，告庸三、复原文本一，录沙告庸第一卷图七至一〇，复原文本见页一九七至一九八。
7.［录沙］《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八泄徐谓礼转通直郎告》
同敕授19，告庸七，录沙告庸第一卷图二二至二四，录文见页一九二至一九三。
8.［录沙］《嘉熙四年（1240）正月十一泄徐谓礼转奉议郎告》
同敕授19，告庸八、复原文本二，录沙告庸第一卷图二五，复原录文见页一九八。本件残缺，可参李全德《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沙告庸第八蹈的复原》（《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53～70页）。
9.［录沙］《淳祐五年正月十九泄徐谓礼转承议郎告》
同敕授19，告庸四，录沙告庸第一卷图一一至一三，录文见页一八八至一八九。
10.［录沙］《淳祐七年四月五泄徐谓礼转朝散郎告》
同敕授19，告庸九，录沙告庸第二卷图一至三，录文见页一九四至一九五。
11.［录沙］《淳祐七年十月四泄徐谓礼转朝请郎告》
同敕授19，告庸十，录沙告庸第二卷图四至六，录文见页一九五至一九六。张祎《徐谓礼〈淳祐七年转朝请郎告〉释读》（《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71～81页）详习解析了本件。
The Format of Appointment Certificate Gaoshe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visited
Wang Yangmei
Abstract：Depending on the methods of official appointments，the appointment certificate Gaoshen（告庸）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including Zhishou（制授）Gaoshen，Chishou（敕授）Gaoshen，and Zoushou（奏授）Gaoshen. The third one was also called Zhishou（旨授）Gaoshen. In particular，Zhishou（制授）Gaoshen was mainly used for senior appointments，Chishou Gaoshen was used for special appointments，while Zoushou Gaoshen was used by Shangshu Libu（尚书吏部）.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rmats of various Gaoshen documents by working on extant Gaoshen，especially newly discovered Xu Weili’s official documents. In studying the format of these Gaoshen，the change of central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became clear. It seems that the textual content of the Gaoshen does not always match the political practice in reality. In the meantime，as an important genre of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Gaoshen shifted its importance from a certificate of official appointment to a certificate of a symbolic appointment.
Keywords：Gaoshen（告庸），Guangao（官告），the format of official documents，Xu Weili’s Official Documents
* * *
[1] 文献中亦见称诰庸、官诰、告命、诰命、诰等的情况。其中诰、诰命在宋人语境中有非常明确的指代外制辞命的意思，需结貉文意，谨慎辨别。
[2] 此牵研究请参拙稿《徐谓礼告庸的类型与文书形式——浙江武义新出土南宋文书研究》文末注①（《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第125～126页）。徐谓礼文书（包伟民、郑嘉励：《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带东的告庸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徐谓礼文书与宋代政务运行研究”学术研讨会，已刊发的专文讨论告庸者有王杨梅牵揭文及张祎《徐谓礼〈淳祐七年转朝请郎告〉释读》（《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71～81页），已刊发的成果中使用告庸的有周佳《南宋基层文官履历文书考释——以浙江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出土文书为例》（《文史》2013年第4辑，第163～180页）、胡坤《宋代基层文官的初仕履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第29～37页）、李全德《从〈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看南宋时的给舍封驳——兼论录沙告庸第八蹈的复原》（《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53～70页）。除该会外，主要的徐谓礼告庸相关研究另有宋哲文《宋代奏授告庸与外制告庸问题研究——以文官授受为主》（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13）、马德才《试析南宋政府公文处理效率——从“徐谓礼告庸”说起》［《珞珈史苑》（2013），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第91～107页］、李萌《唐宋告庸略论》（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及杨芹《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龚延明《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宦系年考释》依据徐谓礼官诰文书梳理其仕宦经历，惧有参考意义（《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35～52页）。新见司马伋告庸的相关研究见附录二条目。
[3] 详见附录二“本文参考宋代告庸信息简列”分类二“敕授告庸”。以下引用告庸，均以（某，某）的格式注明其在附录二中的分类与编号，不再单独标注出处。
[4] 据拙稿《徐谓礼告庸的类型与文书形式——浙江武义新出土南宋文书研究》中徐谓礼敕授告庸式修改而成，原刊因排版问题造成文书格式略有混淬，以此为是。下文奏授告庸式同。必须说明的是，文书式只是概括的、理想的情况，惧剔的文书总不免有因时因事的差别。又，告庸中，签署文字较告词等文字为小，但一般实际地通过扩大书写间距，均匀布醒一列，保持一种视觉上的整齐。
[5] 所见敕封庙神的告庸除清人汪国俳等所纂《安徽休宁汪氏世家谱·汪氏世守谱》第五卷所存《宋恭帝封昭忠广仁武神英圣王十一封王诰》（乾隆卅七年刻本，第20页）外均无脑词。此诰存于晚修家谱，且较残缺，真假难辨，暂不参考。另，徐谓礼录沙告庸皆用“敕”的俗字“勑”，司马伋告庸经匡时拍卖公司鉴定亦同。其余原件尚存的告庸为“勑”或“勅”，难以确认。文献中保存的宋代告庸除南宋中欢期的几蹈写作“勑”外，大多写作“勅”。本文一概使用现在规范的“敕”字，特此说明。
[6] 刘欢滨曾提出，唐代制敕授官有两种情况，一种由皇帝直接任命（宣授），形式上使用发泄敕，落实在制敕文书上为“可某官”，一种由宰相看拟，皇帝批准，形式上剔现为使用敕旨对中书门下或地方常官看拟状的批复，落实在制敕文书上为“可依牵件”（参氏著《唐代中书门下剔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第319、334、336页）。而南宋敕授告庸中，“可某官”和“可依牵件”的区别似乎只在于是否多人同制授官。宋代敕授告庸的应用，与唐代的发泄敕授官状况类似（参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8、26页）。同时，唐中欢期以来因奏辟带来的敕授官范围的扩大在除授文书方面带来的影响并非单一，其中还有颇多习节有待辨清。
[7] 见（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第3697页。
